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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看唐代中原与西域文
admin 2020-06-21

汉文化至唐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灿烂的时期,其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利于凝聚各民族的共同力量,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为周边国家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文化交流从来都是相互的,取长补短,增进主体与推动客体同时进行,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西域原住民及移民对从中原传播来的汉文化持接受态度,与文化强国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我们将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切入点,看唐代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意义。在我看来,唐代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两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二是推动唐诗迅速传播;三是为文献校勘和文学研究提供史料。

唐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地文化互融,文化交流活动对西域的社会发展具有特别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推动了西域汉文化教育的发展吐鲁番地区作为汉唐时期重要的西域古国,由于地理环境,此地汉人最为集中。尤其在唐代,汉文化更是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度成为当时西域的汉文化中心。汉文化的影响由物质领域扩展到精神领域,其影响的群体慢慢转向普通民众,这为唐代有效统治西域及大规模地传播书籍文化奠定了基础。

《北史·西域传》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

可见,在唐代西周之前的高昌就已经设有官学,并在官学中设博士并以《五经》等为教材,教授学生。

吐鲁番出土的《唐故西周交河县唐君志铭》载: “君讳字护,平阳人也。古五帝唐尧之体胤也。 祖讳谦,任伪学博士。父讳明,任伪学博士。并门袭英风, 代傅文石。积善之庆,其在兹乎? 粤以上元二年( 675 或 761) 十二月五日寝疾,卒于私第。春秋八十有四。即以其年其月十日葬于交河县城西原,礼也。”

出土墓志的内容印证了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内容,高昌地区出现了儒学世家,而且是子承父业,均担任官学中的儒学博士。

吐鲁番在唐代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作为西域古国而且距离中原比较近,因此汉文化通过吐鲁番传播到西域各地,中原汉籍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里传播到西域各地。随着汉文书籍的大量涌入,不仅促进了西域地区汉文化繁荣与发展,也加速了汉文化教育的发展。

由于吐鲁番地区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 而唐代地方教育体制又得以顺利推行,虽然不能肯定西周的儒学教育是否已经很发达,但是可以确定其水平与中原地区基本无异。与此同时,在上述书籍传播的基础上,唐初高祖与太宗重视文化教育而采取的举措更加推动了西域地区的汉文化教育。

《旧唐书》载: “及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以义宁三年( 619) 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太学置生一百四 十员; 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上郡学置生六十员, 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武德元年( 618) , 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

这直接反映出国家对学习教育的重视,并将儒家九经作为各级学校的教材,而科举更是 以九经取士。

吐鲁番出土文书有《论语》、《孝经》、《礼记》等典籍,这些书籍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已成为西州地方学校的教材且与中原地区学校教材无异。

促进西域汉籍阅读风气的流行随着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大量涌入某一地区,势必会在其传入地掀起一股文化热潮即阅读这些涌入的 书籍。众所周知,除西域地区外,唐还与周边的日本、新罗及东南亚国家有过书籍交流活动,这些历史事件在相关的书籍中均有记载。但书籍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对促进些书籍传入国汉籍阅读风气的流行。

以新罗、日本为例《三国史记》载: “( 薛聪) 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学生,至今学者宗之。”

这反映新罗国阅读汉籍的风气,儒家经书成为唐代日本士大夫的必读之书。公元757年, 孝廉天皇下令每家必读《孝经》。可见大量儒典由唐传入日本,儒学及其经典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精神支柱。以此类推,受书籍活动影响,西域地区汉籍尤其是儒典阅读风气的流行的情况较之于日本和新罗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儒家思想在唐代已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它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儒典阅读风气的流行便是对此最直接的反映。

《旧唐书·卷一百四》: “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世居安西。翰好读《左氏春秋转》及《汉书》,蔬财重气,士多归之。”别什八里( 北庭) 僧人古萨里是维吾尔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他深谙中原文化,能熟读汉籍并读精通汉语,他将《金光明经》和《玄奘传》 从汉文译成回鹊语 。

上述论证更是直接反映了唐代吐鲁番及西域地区汉籍阅读风气的流行。近些年从吐鲁番大量出土《毛诗郑笺》、《论语》、《孝经》等儒典残卷,也直接印证了在唐与西域文化互动影响之下西域社会汉籍阅读风气的流行。

促进了西域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唐代的书肆与藏书量。美国学者谢弗指出,“八、九世纪时,唐朝的市民很可能在大都市里就能买到关于外国的道里方位,外语字典等书籍,甚至有可能会直接买到外国书籍。在成都有出售新印成的书的地方,大多是一些圆梦、占星以及家谱之类的书籍” 。

在繁荣昌盛的汉文化熏陶下,有更多的人愿意充当汉文化的传播者。而西北边地的异质文化诸如民俗、饮食、服饰等也渗透到唐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开拓了唐人的眼界,也丰富了唐诗的内容和题材。如反映唐代西域自然景观、地理气候、民俗风情、军事和农事生活、文化艺术、战争等内容的西域诗歌。

中原与西域文化频繁交流,越来越多的西域人在心理上自觉接受中原先进的汉文化,他们甚至身体力行,跨越艰难险阻进入中原。

向达先生指出,“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大致不出四类: 魏周以来入居中夏,华化虽久,其族姓犹皎然可寻者,一也。西域商户逐利东来,二也。异教僧侣传 道中土,三也。唐时异族畏威,多遣子姪质于唐,入充侍卫……四也” 。

以上四类人都是唐代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参与者,这些人大多受汉文化熏陶精通汉语,他们研习唐诗,甚至能直接创作唐诗,在《全唐诗》、《新唐书》、《旧唐书》等史籍中均有记载。

西域人利涉创作的诗歌在《全唐诗》中有收录,其诗曰: “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为始得三数载, 不知此复是何为。”

开元时,西域胡僧宝月也有诗一首收录于《全唐诗》之中, 其诗《行路难》: “君不见孤雁关外发,酸嘶度扬越。空城客子心肠断,幽闺思妇气欲绝。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夜夜遥遥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寄我匣中青铜镜,情人为君除白发。行路难,行路难,夜闻南城汉使度,使我流泪忆长安。”

此诗为乐府旧题,多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诗人以孤雁哀鸣写游子思妇,抒发自己对 西域故土的思念。

这些西域文人创作的汉诗,在格律、意境、内容、情感等方面都与唐代诗人所作之唐诗基本无异,这主要归因于汉文化的影响。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汉文化对西域产生了很强的冲击力,唐人好诗的风气也深入到西域。

由于汉文字在西域的广泛应用,汉文典籍在西域的传抄流行, 汉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置和汉文本读物的使用,使中原文化全方位深层次地进入西域各地的社会生活,从而有了更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在汉文化熏陶下,有更多的人愿意充当中原汉文化西进的传播者,便有了西域诗人及其创作的“唐诗”。

吐鲁番出土文书作为重要的出土文献,在文献学方面的价值不容小觑,而其中涉及唐与西域书籍活动的唐写本文书,有助于我们鉴定古籍版本的年代、完善书籍的版本目录,尤其在校勘文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可供借鉴的文献资料。

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传抄、刻印、排印等,容易出现字句篇章上的错误,极大影响了后人的解读及理解。这样一来,利用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勘便显得格外重要,最大限度地恢复或接近文献的本来面貌,正本清源。

陈垣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总结出了校法四例,即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和理校法。所谓对校法,指的是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凡校一书必 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

以 1968 年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唐写本《孝经》残卷跋为例,将其与清阮元 刻《十三经注疏》对校,发现交河本五注疏且正文与阮刻本稍有差异。

柳洪亮先生在《交河故城出土唐写本〈孝经〉残卷跋》一文中对其进行了对校。将两者对校之后,发现以下三点差异: 第一,交河抄本避李世民讳,“民”字均写作“人”字; 第二,交河抄本少语气词“也”字,但对原文影响不大;第三,交河抄本多一“己”字。

历代儒学大师对阮刻本中提到的“故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一句的解释意义相一致,但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对校之后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为研究者消除分歧提供了依据。

再举一例,以证在上文所提到的校勘学及完善古籍版本方面的重要作用。如 1969 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 363 号墓土的唐景龙四年(710) 写本《论语郑氏注》,此残卷原为《论语》的前五篇,现存《八脩》、《里仁》和《公冶长》三篇,《学而》全篇缺,《为政》大部分缺。

1972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182 号墓出土开元四年( 716)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片,属于《雍也》至《乡党》五篇。《论语》直至今天还存 在各种版本,但是就“郑注本”而言还是比较稀奇。此版本自唐代以后就失传了,这卷出土以后,加上以前所出土的零片和残卷,“郑注本”的重新出现大约可超过一半了,丰富和完善了《论语》的版本,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文学研究的主要宗旨就是求因明变,同时也要注重史料的发掘与考证。梁启超先生说: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 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 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王国维先生也说过: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新材料的发现有助于人们获得对历史的新认识,可见史料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西域及西北边陲地区出土了大量唐写本吐鲁番文书残卷,作为文化输出的载体,不仅为研究唐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重要材料,也弥补了抄本时代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了解文学背景的困难。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唐代文学背景、文学发展演变、文学主体形态以及文学传播和接受,而这些都需要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文书加以补充。

唐写本吐鲁番文书残卷作为唐代乃至中古文学史书写的重要载体,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材料,也是文化交流和文学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见证。也为我们弄清文学演变与发展的背景提供了重要依据,由于写本时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有不少是经过当事人的篡改,以至于在后世流传中失实,而出土的唐写本吐鲁番文书残卷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国家文明,文化的传播也就象征着权力的扩张。对于接受文化输出的一方而言,先进的文化能加快当地的文明进程,同时这也是一种政治臣服姿态,利于地区的稳定发展。唐向西域输出文化,对 推动西域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特别在推进西域汉文化教育的发展、普及汉籍阅读、促进汉文写作等方面,影响尤为突出。

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作为唐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切入点,能证实文化交流活动确有发生,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原貌,以补史之阙,可校勘文献的重要参考。更为重要的是,新材料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如何演进, 以及如何演进做进一步思考,重新审视抄本时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参考资料:《旧唐书》、《三国史记》、《中外文化交流史》、《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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